前些日，骑着自行车与家人在住地附近转了转，上上下下，或快或慢，还没有不灵便的感觉。
想想，竟有二十多年未骑自行车了。
我大概是在十二三岁时学会骑自行车的，怎么学的已记不起了，只记得上小学五年级时，曾骑着自行车，给在十五华里外的徐杨中学上学的姐姐送过一次衣服。途中一段路是渠岸，我因闪避对面来的车子摔倒在流着水的渠里，好在水不深，只是湿了鞋和裤子。后来我到徐杨中学读书时，逢周六周日，都是自己骑着车子往返的。说起在徐杨中学读书，想到了一个与自行车相关的故事：学校年终搞文艺演出，一位荆老师写了一个相声，题目叫《自动车》，油印的剧本在师生中流传，读过的同学多对荆老师刮目相看，说：“想不到荆老师不但物理教得好，还有文学天才！”这个相声的内容几乎都忘了，只记住其中的几句对话，大体是：“我有一辆自动车。”“嗨，不就是俩轱辘嘛，怎么就自动了？”“你自己不动，俩轱辘能转起来向前跑吗？”
上世纪70年代初，高中毕业的我下乡插队，成为生产大队的主要领导。一天，走在村巷中的我，被一位张姓老者叫住了——我在这位老者家里吃过“派饭”。老者说：“庞支书呀，求你一件事。”我问什么事？老者说：“咱喔儿子订了个媳妇，眼看要娶过来了，可人家女娃提出要一辆新自行车，这把我给难场的，你看能帮忙不？”那些年，自行车属于紧缺物资，凭票才能买到。我说：“我不敢给您打保票，但我记住了。”几天后，到公社开会的我，碰见了供销社的冯主任，这冯主任是我一位同学的父亲。问候过后，我说：“叔，我正好有件事要求您！”“啥事你说！”“我需要一张自行车票。”大约过了一周，冯主任就专门派人将一辆盖着“特供”印章的“红旗”牌自行车票送了来，我便立即给张姓老者送了去。几天后，走在村巷中的我，又被那位张姓老者拦住了。老者不由分说地将我拉进他家，递烟，倒茶，说话间，就喜滋滋地从里屋将“红旗”掂了出来，车子崭新闪亮，车头上系着红绸，十分鲜艳……
读大学时，我曾多次蹬着自行车，由位于西安市南郊的陕西师范大学校园，到市内钟鼓楼附近的几家电影院看电影——曾有过一天看了四场电影的记录。也曾骑车几十公里往返临潼栎阳镇家中。
1984年春，我成为西安日报社的编采人员，随着我调动的，是一辆八成新的28型“飞鸽”。这辆车，为我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。记得曾有读者反映某篇见报作品犯了“抄袭”之忌，就接受任务，按投稿地址，与一位同事蹬着车子一路风尘，到长安县某乡某村找到作者对证、落实。曾险些撞到人一次，也曾没有撞到人却被讹撞了人、交涉中被抢去传呼机一次。还有一次，我将车子锁停在住宅楼下过道，第二天早上去骑，却发现没了，被贼偷了。心里不免有些愤然加沮然。几天后，我步行到南大街办事，从一家诊所门前走过，目光一扫，发现其门前停的十几辆自行车中，有一辆有些眼熟，走近一看：嗨！真的是我的“飞鸽”！看那车锁，竟没有换，锁销子一拨，开了！于是，骑上就奔五金商店，买了一把新车锁换上。这下，再不敢将车子放楼下过道了，一骑回院子，就放进有人管理的地下车库里。
这辆“飞鸽”，为我服务了十几年，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还有骑。进入21世纪后，基本上就不再骑了。出门采访、办事、开会，路远些，坐公交车（后来有了地铁，也乘之），有时也打的；路近，散着步就去了。“退役”后，这辆车就在住宅院的地下车库里躺了若干年。后来，地下车库入口处贴出告示：“清理车库，久放不骑的车辆请自行于一个月内处理……”我只好将我的“飞鸽”推出来，就有生意人待在宅院门口收。问怎么收？答“新些的二十块，旧的十块”。问“我这辆如何？”“十块。”于是，我就回家取了巾布，将我的“飞鸽”，车头车架车尾车瓦前前后后上下地擦了一遍，然后连同车钥匙，交给买车者。心里说：“老伙计啊，对不起你了，为我辛苦了这么多年，到社会上继续为人民服务吧！”几分钟后，我的“飞鸽”随买者一路风去，望其背影，我心里酸酸的，眼眶湿湿的。（2024年10月26日于加拿大枫华阁）